我93年任武汉大学学工部副部长，99年逐渐转到思想政治理论课及相关业务教学领域，一直以来我都很关注学生工作的发展，关注当代大学生的发展，此次我将以改革开放三十年大学生思想道德变化发展的脉络作为背景，说说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学生思想教育、学生工作发生了哪些变化，面对新时代的大学生，应往哪方面引导。并以青少年的年龄为特征，总体谈谈80、90后的大学生的四个问题：一是改革开放以来青少年思想道德发展的特点；二是传统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模式的特点和局限；三是传统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模式的变迁；四是多元开放条件下青少年思想道德引导方法。

第一个问题，改革开放以来青少年思想道德发展的特点。现在青少年的问题，在一段时期曾淡出人们的视野，如20世纪90年代后期。到了2003年，关于青少年问题的讨论，特别是关于80、90后的讨论又凸显出来。最近这几年，包括西方伦敦风暴、占领华尔街、中东北非事件等等，一下使得青年问题的讨论又凸显出来。中东北非事件发生的起点源于一个青年在街上摆摊，城管没收东西，于是发生冲突，把青年打死，酿成席卷整个北非的风波。很多方面的事情表明，现在青年的事情没有淡出人们的视野，相反成为焦点。我自己有个深刻感受，从20世纪八十年代初期，青年问题是整个中国社会的重要问题，但20世纪90年代后特别是89年政治风波后，很多人认为青年问题淡出人们视野，但现在人们又觉得青年问题跟我们社会发展密切相关，跟国家稳定密切相关。

去年在武大有个弘毅班，班里的学生是武大最聪明的，我们对他们进行单独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也组织他们参观社会实践活动，我们跟这些最聪明的的学生进行交流，让学院研究生带队实习，我们问他们，如果中东北非事情发生在中国，他们会不会上街，学生说上。这就说明在最聪明的学生思想深处，也有躁动不安的情绪，或对未来发展朦胧的渴求。这让我们开始重新思考一代青年、一代大学生的问题，但要重新思考大学生的问题，必须将其放在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大背景里来看。

谈到第二个问题，先让我们来看一下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大学生思想发展的轨迹。改革开放以来，青年以传统的政治主导、社会本位、理想主义的价值观念为背景，进行了不断的自我超越。共可分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20世纪80年代。主体是被称为第四代大学生的“60后”，当时社会为他们欢呼雀跃，觉得终于迎来了新一代的大学生，他们丢掉了爷爷的拐杖，修改了交通规则，当绿灯亮起，他们成群结队过马路，这是对我们那一代大学生最形象的描述。但后来发现三十年过去了，60后大学生并没有丢掉爷爷的拐杖，而他们恰恰是中国传统价值观最坚实的维护者。而80、90后大学生，他们和社会之间发生冲突，就是以60后大学生为背景。所以我们了解现在大学生，必须了解一下我们这一代人，两代人之间的冲突就是发生在60后、80后之间，二者之间就有70后大学生。

第二时期，20世纪90年代，以“90后”为主体的一代青年从现实生活中找到了与80年代冰火不相容的价值观。80后大学生注重宏观问题、国家大事，90后更关注具体的微观的问题；80后更追求崇高、90后更现实具体，目标更加世俗；80年代的大学生评价事情标准较单一，从社会角度思考问题比较多，90后则是从个人问题思考问题；80年代大学生看问题有固定答案，对问题有绝对标准，90后没有，简直观念比较相对，觉得同性恋、异性留宿都是个人的事情，应该给予尊重；80年代我们穿衣服都有严格的标准，哪个青年烫了头发都会受到社会的指责，现在大学生越是显示个性越好，他们最担心的是，有一天走出门碰到一个穿一样的衣服的人；80年代大学生外向，关注社会问题，向社会发起一轮又一轮进攻；但90年代以后，大学生面向社会的力量逐渐转向自我，越来越内向。所以从90年代开始，大学生中的心理问题才成为主要问题，新世纪以后越来越凸显，这就是因为新世纪的大学生企图把80年代大学生和90年代大学生两种相反的价值取向相融合。这个可能与80后、90后成长起来的青年的特点一样，他们大都是独生子女，是家庭的开心果，矛盾的调和器，从小到大都是看四个人的眼色成长起来的，逐渐形成习惯，觉得所有的矛盾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调和。所以他们想在大人、老师、家长等各个不同的价值之间进行矛盾调和。他们内心的迷失、痛苦就是因为有太多矛盾。再加上大学期间又是他们寻找自己内在价值的关键时期，他们就要把各种不同观点在自己身上融合成一个统一的自我观念。在这种情况下，现在大学生的矛盾不是没有选择的矛盾，是有太多选择，所以就有很多内在的冲突、痛苦、彷徨。我跟现在大学生讨论，如果说过去的问题根源是过多的考虑抽象的、国家的、宏观的发展，没有考虑自己的发展，那么现在的问题根源就在于太注重自己微观的发展，迷失了自我发展的方向。我对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四个十年的大学生进行了对比，对他们的生活事件有一个总体的归纳。  

第三个时期，也就是新世纪以后。我对2008年以后成长起来的大学生有很多期待，如果说80年代大学生的性格积极张扬，90年代压抑、消极，那么新时代的大学生的矛盾，整体上比80后大学生多。我觉得2008年应该是大学生思想分化的分水岭。因为2008年发生的重大事情能让学生很好地联系自我的小问题和社会大问题，遗憾的是变化并没有按照期待发生，现在大学生还是有很多矛盾整合的苦恼，我对现代大学生的问题有如下归纳：

 （一）习惯于具体实务问题，对抽象理论问题关注较少。这就是为什么政治问题他们不关心，因为这些问题比较抽象、宏观，他们还没有达到思考问题的层次。

 （二）崇尚自然主义自发倾向，不愿意进行理论和观点的提升。按照自己的个性发展。注重个人发展，不愿意老师引导、不愿意改变一下自己的个性。我在武大遇到个学生，就有这方面的倾向。在武大有个政策，每个学生进校到第一学年结束，有10%指标转系，因为政治类学生第一志愿比较少，所以政治类转系比较多。有一届90个政治类学生中要求转系的有60人，而且这是觉得自己有希望转的，还有一些想转但没提出的。但转系总共才有10%的比例，绝大多数不能转的过一段时间都能自我调试，但有一个学生很极端，一定要转，他是黑龙江齐齐哈尔市的，为此他母亲请假来汉陪了一个多月，还是做不通工作。像这样的非理性学生容易做非理性的举动，因此我见了这个学生，我问他为什么要转，学生说不喜欢政治学，喜欢经济学，他认为大学应该尊重学生个性，不能限制学生个性，不感兴趣不应强迫，我告诉他以不稳定的兴趣作为出发点不能说服我。举这个例子，说明他崇尚自然主义，个性不能受约束。而我们认为克服性格局限，跳出来或许能更好。

 （三）较关注日常生活的感悟，不愿意对问题进行理性思考。

 （四）更习惯从个体观点出发思考问题，较少考虑个人与社会的互动。

 （五）更关注个体性活动，而对群体性活动的兴趣较低。现在找学生组织活动很困难，以前80年代大学生群体活动多，而现在愿意参加交谊舞的很少，学院年轻的80后都不会，60年代很会跳，所以现在群体活动很少，因为大家都在上网，这是他们表现的平面的问题。

还有发展中的问题，现在大学生发展中的问题，并没有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发展，相反还有一个理想破灭的逆反过程。我们分析了很多大学生，一般年龄越大思想认识水平越高，思想素质判断也会高些。但通过另一个分析，我们发现大学生最初都很有理想主义，但理想主义一破灭就啥都不相信。这个啥都不相信的阶段就发生在大学阶段。我们反思这也与教育有关，幼儿园进行共产主义教育，中小学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大学进行文明礼貌教育。所以我们小学时都相信雷锋，后来发现我们受骗了，觉得只有小孩学雷锋，大人都没学。我妻子讲小时候自己多傻，学雷锋捡了很多鸡蛋交给老师，后来发现鸡蛋都被老师吃了，她就觉得这就是一个理想破灭的过程。受到很多过去教育的逆反心理的作用，到大学后再进行道德教育就比较困难。    

还有个问题，即道德观念和行为之间的差异。国内教育会造成这个问题，老师讲得道貌岸然，却不一定按照这个做。再就是学校教育在青少年发展中并不明显，现在也是这样。大学教育大家时，也不一定觉得这些道理对大学生一定有作用。我曾在大学生中做过调查，当遇到困难时只有极少部分学生愿意找辅导员。我们以前过分夸大辅导员的作用，过多从学校角度思考，现在要把学生发展放在整个大的社会背景下，学校要调动社会各种力量进行学生教育。

新兴的网络媒体给学生带来的变化，是面临的新问题。我们可以做一个讨论，为什么电子媒体会对人的道德产生很大变化，这里面给人带来了几个问题：

一、旁观者效应。网上很多东西令人震惊，很鲜活，但是久而久之，我们都知道那是假的，对人的很多基本的同情心也慢慢消失，这就是网络引起的旁观者效应。旁观者效应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大家都不管，我也不管，我也没责任，如果大家都在笑，他也觉得没什么。这就是为什么在伦敦暴力中，很多学生在校都很优秀，但一旦到了公共场合，不能识别自己身份时，原始的野性就暴露了，这就是旁观者效应。

二、不对称消失了。以前教育者比受教育者知道的多，这时候才能教育学生一定要相信老师是正确的，我们才能够对其进行教育，学生一定要相信老师是对的。而现在学生知道的比老师还多，这冲击了不对称，使得学生对教育的东西不重视，有时觉得自己的观点比老师的还对，教育观念就受到抵消。比如说，现在男女之间的恋爱都呈现在很多人面前，包括小孩，现在七八岁的小孩分析起恋爱来也头头是道，这就是信息不对称消失后导致权威的消失的结果。我们现在老师是权威，如果学生觉得他可以和老师讨论，授课效果就有局限性。

三、身体隐退，自己不必要参加。身体隐退导致很多虚假信息的出现，包括网络暴力、色情、欺诈、炫富。这些在现实生活中很难进行，但在网络中能够很容易出现，这就是现在媒体给人带来的复杂性。芙蓉姐姐现在变成了青年的励志故事，一个女孩本来不漂亮，一直说自己漂亮，就变成了一个美女，甚至通过极端方式出名，这就是网络虚拟空间，身体隐退导致的。为什么现在青年大学生思想道德问题难处理？他们有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思想积淀，有自己的时代所造成的注重微观细节的特点，还有网络新媒体给他们的原始的欲望，所有这些都是在进行青年教育包括大学生教育时要考虑的一个基础。

第三个问题，传统的思想道德教育模式的变迁。过去怎么做的，现在怎么做的，有什么优点和局限。

传统的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模式从总体上来说是一个权威主义的思想道德教育模式，它主要采取以党和政府为主导，通过自上而下的渠道进行的。对这种权威主义模式的威力，我们不要小瞧，比如说，胡锦涛发表的讲话，两小时之内到必须到达最基层的党员，这就是权威主义模式的最大优势。在西方国家无法想像，党员能够这么快与领导人联系，这是中国特色，也是我们现在进行教育的基础。

过去权威主义模式是有其优点的：

（一）充分发挥政府部门的主导作用，重视采取自上而下的思想道德建设。现在我们也是这样，从学工部到各院组织。这种模式依然是我们快速掌握学生动态的最好方式，其他方式只是起补充的作用，也是我们快速掌握学生思想动态的方式。

（二）重视专门的德育课程的作用，通过设立专门课程进行思想道德教育。

（三）重视整合各种教育资源，体现整体的优势。

（四）重视政治因素和思想因素的主导作用。

（五）重视共青团组织、先进青年典型和教育机构在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中主导性作用。

过去进行的教育讲究自上而下的权威的模式，我们培养学生思想政治素质有一定的好处，能够培养学生宏观视野、国家层面的思维方式，给学生长远的对未来、社会的看法。这种模式培养起来的大学生很有优势，比如，同样是华人，大陆学生进行了这样的政治教育，台湾学生没有进行这个政治教育。就有一些美国老师，说大陆学生与台湾学生有区别，大陆学生遇到挫折，积极与老师抗议，找学生会，团结起来给学校压力。台湾学生则只有回到家里，发牢骚，打小狗，显得很没出息。我觉得我们以前教导的更多从政治角度思考问题，是有优势的，培养的是整体的宏观的思维，但也有局限，这就是过分重视政府部门的作用，忽视学生、青年主主体作用，没有发挥他们的作用，也就是说重视正规的、有组织的渠道，忽视非正式的渠道。五四青年节快到了，我曾说中国共产党的青年观一直在两极之间摇摆。一极是青年崇拜，把青年比作早晨八九点的太阳，另一极又把青年视为问题的制造者。所以我们的政策总在两极之间摇摆，不愿意发挥青年非正式组织的作用，也比较少通过活动方式进行与他们游戏、合作。我们最缺乏的是偶发的建设渠道，有些群体事件是偶发的，可遇不可求，学生中的典型不能有意识地设定，但往往出现这种情况后，我们不能掌握教育的机会，而是让它白白流失。我们学校就出现过这种情况，一旦处理不好，舆论万群相反。武大学生支教意外死亡，当时媒体准备发消息：武大同学贵州支教意外死亡，提醒大学生社会实践注意安全。而我们通过引导，树立了大学生支教献爱心的榜样，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很多媒体在这方面的引导都是失败的。奥运会在法国、鸟巢的引导是成功的，但2011年的引导很糟糕，高铁引导使人们对科技失去信心，郭美美 、卢美美的引导使人们不要做好事，小月月事件引导的人类一点良知都没了。实际上媒体是虚假的呈现，有老师去调查，很多事情完全不是媒体说的样子。小月月事发地是五金店铺，有很多人在街上堆包袱，车子压到东西，大家习以为常，监视器的视角跟路人的视角也不一样，这是媒体误导放大后造成的恶劣影响。美国就很善于挖典型，林书豪演绎成新时期美国梦的代表，把事件赋予美国的价值观进行引导。而我们的偶发事件往往以破坏核心价值观，破坏人类的良知来谋取媒体对社会的引导。

所以我们只有政治意识形态教育，有人说这是缺德少心的教育，我觉得说的有点过分了，传统教育有它的局限，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所有的思想政治领域的探索都是以传统思想教育的权威主义教育模式来进行的。在反对权威主义或组织主义的旗帜下，对多元开放的条件现象，我们怎样进行思想教育的补充？我们也曾提出了很多理论，主体的理论、情感的理论、交往的理论……都提出过，实际上都是以权威主义或组织主义的一个对立面来进行思想模式的探索，也发生了一些深刻的变化，这就是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思想教育。

第四个问题，多元开放条件下，我们怎么对青少年进行思想引导。我们的教育方式开始发生变化，在方法、内容、渠道、手段、视觉、队伍等方面，开始注重专业化、职业化并重的发展路径，这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整体状况。在2010年5月份中央16号文件发布5周年时有个座谈会，这个座谈会对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6号文件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进行了一个总结，其中提出的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的背景或希望达到的状态就是现在的状态。这是我们现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模式探讨的一个总体方向，在这基础上我们提出了青少年为本的思想道德模式。之前因为中央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理念，所以我们的思政教育模式或多或少主要是以社会为本、以学校为本，或者把青少年看做一个发展主体来进行教育。现在则更多的是从青少年或大学生的思想状态出发，来形成对他们宣传教育的引导模式，我把它叫做以青少年为本。

这种模式到底怎么运行？这里有几个关键点。

第一，我们以青少年的思想道德结构的层次性作为引导的起点。层次性即大学生思想发展到什么状态。区分学生思想发展的层次，是我们进行科学思想教育的起点。在学生思想教育中有一个层次关系，包括心理层面，道德层面，思想层面，政治层面。人们日常生活中发生的很多事，产生了就过去了，但会有心理健康、个性培养方面的影响，这就是心理层面。有不少人有一些对整个社会、人生的看法，这就上升到思想层面。在思想层面又有一部分思想关系涉及到自己身体力行地去实施，这就进入到道德层面。最后一个还有一种思想关系上升到整个国家民族，以宏观的整体的思维思考问题，这就叫政治层面。知道这些层次性对处理工作很有帮助。比如，最初在学生中的问题都是一些很小的问题，像治安问题、学习问题等，这些解决不好就会演变成思想问题，会让他们对社会产生怀疑，就上升成了政治问题。在87、89年很多学潮动乱，都是这些小问题演变的。我们把握了人的思想的层次性，就有了引导的起点。

第二，我们要以他们日常生活中的问题、行为问题、心理问题作为切入点。不要认为政治问题、思想道德问题都要以政治问题去解决，因为在我们学生中，90%的问题都是日常生活中的小问题。像政治、思想问题这些高层次问题只有少数人会有，在日常生活中离学生们很远。辅导员不要以为自己讲政治课时才做政治工作，实际上所有的工作都是政治工作。我主张以日常生活中的具体问题作为切入点。像我讲的一个寓言故事：修龙伞，拔虎刺。有一个老头子在桥的旁边修雨伞，生活得很艰难，但能维持生活。有一次皇帝的车队经过，他的龙伞坏了让老头修，修好后皇帝很高兴，赏赐了很多布匹给老头。后来又有一个老虎跑到老头面前，很痛苦的样子，原来爪子上有一根刺，老头帮忙拔了，老虎为了报答老头给他叼了一头羊。老头想，修龙伞，拔虎刺很划得来，就打出一个招牌：专修龙伞、拔虎刺。但这事毕竟太稀罕了，后来他也就没生计了。思想政治教育如果天天讲政治就是修龙伞，拔虎刺。我们应该从日常生活中的具体问题来解决，包括心理问题也不一定从心理问题着手。有调查发现，学生们的心理问题很多都不通过心理表现出来，而是通过日常生活中的具体问题来表现。比如一个本来学习很好的学生，有一段时间突然学习很差了，什么原因造成他最近学习变差了，这就是切入点。如果有学生说他睡不着觉，十有八九是心理问题引起的，你就要具体了解他是入睡困难还是早醒。如果是早醒就要警惕了，很有可能是抑郁症的早期表现，有自杀可能性。解决了睡眠问题，心理问题也引刃而解。辅导员要学会从日常生活中处理政治问题，用社会价值观念引导学生的发展。这是我们现在形成的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的基本模型。

这一模型到底怎么来用？怎么来处理学生中的细小的思想问题，对他们进行引导?我觉得疏导是个好方法。以前我们更多的是通过讲道理来解决问题，这可能是思想教育模式比较好的切入点。心理疏导中既包含党的思想教育的传统，也包含学生的层次，我觉得是很好的引导的模式。但在现实生活中，有的辅导员说理的方法不是很好，结果变成了说教。说教本来是摆事实、讲道理，但有的人只把结论给大家又不给结论的理由。就像之前给学生做的报告，有的报告以“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为题目，没有哪个学生愿意听。但如果换个题目，“中国近现代道路的探索”，最后的结论还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但他的说话效果不一样。以前湖北省的思想道德宣扬就有很多说教，后来全改了。·国家马克思主义工程实施以后又都变回来了，我觉得很不好。以前的教科书都写着“顺利完成从中学到大学的转变，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树立崇高的理想信念，树立良好的道德品质，做坚定的爱国者”，都是这些很刚性的词，学生不愿意看。后来变成“完成中学到大学的转变，人生与人生观，爱国与爱国主义，道德与道德品质，理想与信念”，最后的结论都一样，但后者采取的是说理而不是说教的办法，效果会好得多。

我发现我们辅导员有个通病，就是有很强烈的说服学生的愿望。其实有时候不一定要说服学生，说服有很多非理性的色彩，不是很好的思想教育方法。说服的方法毛主席运用得比较好，周恩来在学习毛泽东的文章中说，毛主席做思想工作并不是一定要人去服从他，而是“逮着机会就说，说不通就等待”。他一有机会就跟人讲道理，说不通怎么办呢？就等待人们思想的发展，这需要一个过程。我们现在的辅导员太积极，马上想把很多问题都解决。昨天的一个研究生座谈会，我谈到一个观点，我们没必要对研究生的培养太焦虑，人才培养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到那个时候自然有那样的结果。现在很多人心里太焦虑，加这个手段、那个政策，恨不得马上培养出一个天才出来，其实就按正常的培养程序就行。

还有说明的方法，现在很多人只是布置任务式的给学生进行教育，这种说明式的不是教育，因为它没有价值导向。还有灌输，即非理性地要求别人接受，灌输是与宗教融合在一起的，宗教有浓厚的灌输色彩。如何判断是现代教育还是灌输？我认为，当一种教育的目的是封闭人的心灵，教育内容是没有经过证实的东西，采取的方法是非理性的、强制压迫的，就是灌输。我们现在的教育不是灌输了。当年法轮功盛行的时候，我们学校有一个法轮功顽疾分子转变的小组，我跟学生做工作采取的就是这种方式，就是说我们要区分哪是宗教的灌输，哪是现代教育。我们不是为了封闭心灵，是为了开启心灵，是要对所有事情都进行怀疑，不能对某些事情不怀疑。法轮功说为了什么时间地球会爆炸，你得拿出依据出来。另外一个哲学院老师说他采取的是心理咨询的办法，他说他是这样跟法轮功分子进行教育：“在一个星期天下午，阳光灿烂、空气清新，我把同学约到草地上，我们边在草地上聊天，边谈宗教、思想问题，他们心里对法轮功的偏见一下子就好了，就不信法轮功了。”我一直不太相信，因为它违反了很多心理咨询的原则。转变一个人的思想要有可说明性。我的方法是通过我的思想教育，用怀疑精神、真实的科学道理开启学生们的心灵，教给他们对问题的思考方式。现在在大学中传教的比较多，所有宗教都有两个特点：灌输和传教，从来不讲道理。虽然很多宗教思想都是劝人为善的，但宗教教人做善事是建立在不可说明之上的。释迦牟尼在传教中，手在拈花时，大弟子傻呵呵一笑，就觉得自己的心灵感应传给他了，这些都是很神秘的东西。宗教说教教育与可说明性的科学教育完全不同，他们采取很稀奇古怪的方法。有一种修炼的方法是苦行僧的方法，就是尽量折磨自己的身体来培养自己的信念。现代社会不采取这种方法，因为没有说明性。要把宗教的灌输与我们的思想教育说理区分开来。

我们辅导员最会使用的是摆平的方法，人民内部矛盾内部解决。我刚才讲的例子就是这样，有个学生要转专业，那你得说明让你转的理由，他说不出来，就在我办公室里哭。我没办法，就把我们的辅导员请了过来，他就用了摆平的方法。他说现在转专业工作已经结束了，你就不能转了，学政治也挺好的，实在不行以后也可以学双学位。他说完这个学生就不哭了，不哭了就好了，就解决了嘛。后来听说这个学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各种课外活动中非常积极主动地参加，在班上上课时每次都坐在第一排。我觉得很不错，这个思想教育很有效。后来又听辅导员说，这个学生现在所做的所有努力都是为了第二年再转专业。所以说，摆平的方法还是解决不了最根本的问题。

但是采取忽悠的办法就更不好了，摆平只是用现有的手段暂时稳住，忽悠采取的则是欺骗的方法来解决问题。我在一个学校做讲座时，学生会的干部说他们都采取忽悠的办法解决问题，我就跟他们讲这不对，因为时间一长别人都会怪你，还是没解决问题。还有辅导员采取威逼利诱的办法，辅导员稍微吓学生是可以的，但要有正确的价值领导。湖南有一所学校，在高三教室的黑板上挂两双鞋子，一双草鞋，一双皮鞋，寓意同学们学好了就穿皮鞋，学不好以后就只能穿草鞋。这个很有效果，很多学生很怕穿草鞋，就认真学习。但这价值导向不好，因为它采取的是威逼利诱的方式，而不是教育的方式。有时候尽管采取的是说理教育的方式，但说的不好就会演变成并不是我们教育本身的东西。我讲的这些词汇，是一种基于生活实践的智慧。今后我们就可以用来判断自己到底采取的是的哪种方法，看看自己的方法是否使用不当，自觉的对自己的方法进行雕琢。

疏导教育不等同于价值澄清，价值澄清曾经是美国最普遍的办法，我们见到很多美国学生，他们对自己各个方面心里都很有数。了解自己的价值观是认识社会的基点。在美国，不管社会怎么变，他们都很清楚自己的价值观。我们很多大学生发生价值观选择冲突，就是因为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价值澄清的方法就是帮助人们想清楚自己的价值观，只有想清了自己的价值观才知道自己的价值等级，才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事，什么是次重要的，什么是外围的事。才会把精力放在最重要的事上。但这种方法也有问题，如果每个学生都学会了这种方法就会互相矛盾打架。比如有一个同学拿了同桌的一支笔，老师批评他。如果这个同学学好了价值澄清的方法，他就会抬杠。他会说老师你不对，你认为拿别人东西是有错的，但按我的价值等级我认为只要桌子上有东西，我就能拿。所以这就失去了价值标准。价值澄清宣扬了一种价值观念相对主义，就没有所谓的正确价值观了。

心理疏导、咨询的方法是很多人都用的，是个很好的方法。但心理咨询不等于会谈、忠告、建议、谈心、安慰、开解、辩论。心理咨询是用开放的态度接纳别人的观点并予以积极的回应。所以它不仅仅是一个交谈，而是一个有深度的必须站在别人立场上理解的过程。心理咨询过程中难免有一些忠告、建议，但忠告、建议我们不要给的过多，因为这会变成学生今后无休止纠缠的原因。如果建议不合适，他还回来找你麻烦。比如说一个女生来找辅导员，说遇到问题了：有两个男生，一个学习成绩好，但家庭条件非常差；另一个家庭情况好，但本身是纨绔子弟，我该怎么选呢？按照我们老师的观念，肯定是选成绩好，有发展前途的。后来她遇到问题后又会来找你：都怪你出的馊主意，当初我想选另一个你非让我选这个，现在有问题了。所以一般心理咨询过程中，我们尽量避免提出忠告。

学生肯定有很多气头上的行为，生气完之后肯定会后悔，你需要告诉他们什么是气头上的行为。在中国，很多青少年的自杀行为都是这样的气头行为，一赌气就自杀。这个最不合理的事，称为激情自杀，从开始萌生自杀到自杀只有两个小时时间，他们往往受到临时应急刺激，受不了，就跳楼，一跳下去就后悔了，但也回不去了。我有个87级同学，心理素质不好，也跳楼，一跳下去就后悔，但他很聪明，也很幸运，他用脚着地，刚好下面又有一辆车，结果只是受伤。后来他来跟我说其实他不是真的想自杀，只是在上面走走，结果不小心掉下来了。他很幸运，很多同学有时候只是装样子做给别人看看，结果火候把握不好，最后丧失自己的生命。对待这类学生我们还要抛弃一个最不好的概念：自杀未遂。我觉得这个概念给学生贴了一个负面标签，让他们觉得“我太没本事了，连自杀都不成功”。他们下次就会采取更恶劣的方法，一定要使自己遂一次。我建议我们用另外一个词——自杀幸存者。他们自杀一次没死，太幸运了，以后再不会做傻事了，这跟消极贴标签的方法完全不同。自杀的人只有很少一部分是真的自己想死的，大部分是无法忍受眼前的痛苦，在发出一个求生信号。只要找到更好地解决办法来缓解他的痛苦，一般都能治愈。就像老太太和媳妇吵架，说她受不了要去跳河，边去还边说不要来拉我，实际上她就是想要个人去拉她。

安慰、开解都解决不了问题，开解就是拿别人的事情来对比，以减轻痛苦。比如说有人功课不及格来找辅导员，辅导员就跟他说你这算什么呢，还有人五门功课不及格呢，都有退学的危险，另一个同学就有心理安慰了。我在做博士论文的时候，心里很苦恼。有个同学就开解我，说三年能写出博士论文的人少得不得了，有一半的人能拿到博士论文毕业就很不错了。我当时听了心里很温暖，也不那么苦恼了。这就是开解的办法，但它解决不了问题。我们建议用疏导的办法，怎么采取疏导的办法呢？我这有个案例，有个男生说：“我最近真是太受伤了。我喜欢班上的一个女生，一直羞于表白。最近正好有个机会，她在下楼梯时摔伤了，我马上跑过去扶，她却拒绝了我。让另外一个男生扶走了。当时我真的恨不得上去把她推下楼梯。我认为她不喜欢我，也没有必要这样损我，是不是？”你们会怎么回答呢？很多辅导员缺乏介入的策略。正确的做法是立足于他当下的问题，再慢慢引导。这个男生并不是不知道这个问题该怎么处理，只是心里赌了一口气，觉得很受伤害。所以我们应该先抚平他的情绪，不能在这个问题上指责他，再引导他不要在这个问题上纠缠。

一个思想教育工作者需要七种想象力。第一种叫民族学想象力，也就是要站在别人立场思考；第二种是历史学想象力，从历史发展的脉络思考问题；第三种叫社会学想象力，分析每一件事的社会根源；第四种叫心理学的洞察力，见微知著，要懂得别人所表达的真实含义是什么；第五种叫哲学的思辨力，不仅能进入他的心里，还要把他引入积极方面；第六是行动的力量，通过我们的行动给学生们力量，让他们感觉到自己的价值，朝正确方面行动；最后一种是思想政治教育，也就是说理的力量。如果一个思想政治工作者，有这七种能力，就能跳出学生思想的局限性，能引导学生。

最后我做一个总结，从说理到疏导体现我们青少年思想模式的发展方向，也是今后我们思想政治教育从单一到多元，从单向到双向，从认知到人格，从理论到实际，从经验到科学的提升途径，使我们的思想道德教育增加可说明性、全面性和思想性，使思想道德教育本身不仅可以作为一个事业，还可以作为一个职业来长期发展。只有这样，我们思想工作者才能走出一条真正属于学生工作的发展道路。现在这条路才刚刚开始，我们愿意在后面提供支撑，希望我们共同努力，使我们思想政治教育能真正成为在社会上获得广泛认可的、有专业技术含量的职业。我的演讲到此结束，谢谢！